应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提名和邀请，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特级研究员、著名语言学家贝罗贝（Alain PEYRAUBE）教授，作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Peking University Global Fellowship）入选学者，于2015年12月14日至23日到访北京大学。访问期间，贝罗贝教授发表两场学术讲演，并与部分在京的汉语史研究专家进行了一次学术座谈会。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主办，北大国际合作部与中文系承办，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 贝罗贝教授是北京大学校友，曾于1973-1975年留学北大，回到法国后先后获得巴黎第七、第八大学双博士学位，长期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担任特级研究员，现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终身荣誉特级研究员、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讲座教授。他曾先后担任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所长、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人文学科部科学副主任、法国教育部人文科学部科研主任、欧盟国际科学代表及法国国家科研中心INSHS大区科学代表、法国里昂学院院长。贝罗贝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语言学及汉语史研究，在国际语言学界和汉学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曾先后受聘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客座教授。贝罗贝教授早年曾在北京大学留学，2007年曾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他在语义演变和语法演变理论方面成就突出，在中国汉语史学界影响深远。 12月16日中午，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在临湖轩会见了贝罗贝教授，并向他颁发了“大学堂”顶尖学者铜牌及证书。中文系主任陈跃红教授、副系主任郭锐教授、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胡敕瑞教授陪同会见。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Peking University Global Fellowship)是北大目前最顶级的、代表最高学术水准的讲学项目。该项目旨在广泛邀请全球各领域的顶尖学者来校举办讲座、开设课程、合作研究，目前已有超过20位各领域的顶级学者入选该项目，其中包括崔琦等1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李岩松向贝罗贝教授颁发“大学堂”顶尖学者铜牌 第一次讲座：论历时句法研究中后汉和魏晋南北朝前期佛经译本的不可靠性 12月16日下午，贝罗贝教授在人文学苑1号楼108会议厅进行了第一次讲座，讲座主题为“论历时句法研究中后汉和魏晋南北朝前期佛经译本的不可靠性”，讲座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杨荣祥教授主持，外国语学院王邦维教授担任点评。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以及北京语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众多专家学者和师生聆听了讲座。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跃红在讲座前发表了讲话，热烈欢迎贝罗贝教授来北大讲学，希望以这次讲学活动为契机，促进中文系对外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发展。贝罗贝教授对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表示感谢。   陈跃红致辞 在讲座中贝罗贝教授指出，二世纪中叶至三世纪末, 数十甚至可能数百种经文初次被译为汉语，这些译本为佛教文献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然而，对于汉语句法历时演变的研究来说，其研究价值便较之不如了，主要原因在于：佛经译本的来源并不明确。 贝罗贝教授首先分析了早期佛教译经的原文，指出这些译经的来源不明。数十年前，普遍的认识是汉语佛经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在传统佛教研究的认识中也是如此，例如，词典编纂家慧琳（公元737-820年）及玄应（公元645-656年）常批评早期的经文音译并不能体现梵音的本来面貌。不为其所知的是当时的译文并非译自梵文。 留存至今的大多数佛经的梵文手稿保存在尼泊尔，通常可追溯到公元十世纪或更以前。而巴利文(Pali)手稿多数存于斯里兰卡，在年代上更晚，大多数最早可到公元十九世纪。虽然在 Gilgit (位于现巴基斯坦)以及 Tarim Basin (现新疆) 各处发现的手稿相对要早，但也只能追溯到公元六世纪，和最早汉语译文相比也晚了几个世纪。近些年，在阿富汗发现了几组用 Gandhari语和 Kharosthi文字书写的经文碎片，其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然而，迄今为止，已知的与公元二三世纪译文同时期的印度语(Indic-language) 资源几乎没有。 近些年，通过对佛经汉语译文以及相应印度语文本的比较研究，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最初的汉语佛经译文并非译自古典梵文，而是译自当时不同的普拉克利特语Prakrit（即土语）, 包括（但不局限于）健驮逻语（Gandhari）。相反地，人们可以利用汉语译文来识别佛经原文是出自哪一个特定的普拉克利特语。人们同样也可利用梵文译文来识别其原文出自哪种汉语译文。贝罗贝教授随后对早期佛经翻译诸家的作品一一进行分析，来证明它们作为语料的不可靠性。他也讨论了一些早期译经中的语言学议题，来证明早期佛经译本不应该用作语言学研究的语料。 最后，贝罗贝教授总结认为，使用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时要小心谨慎，因为这些语言不反映当时的语言现实，而是文学语言和宗教语言。而且，从印度-雅利安语借鉴一些结构来推断汉语也是不合适的。事实上，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对源语言都不了解。早期佛经译作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又一个很丰富的样本 (尤其是在形态句法的演变或历时句法方面)，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研究中我们总有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可是往往是在用不合适的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 讲座结束后，王邦维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点评。 学术座谈会：汉语史研究的语料、理论和方法 12月22日上午，贝罗贝教授和部分在京的汉语史研究专家进行了以“汉语史研究的语料、理论和方法”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杨荣祥教授、胡敕瑞教授、宋亚云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立军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华学诚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张美兰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洪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杨永龙研究员、赵长才研究员、李明副研究员、陈丹丹副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和师生。 胡敕瑞教授主持座谈会并介绍出席人员。贝罗贝教授首先发言，他认为：语言演变的内部机制，一是过去研究较多的“语法化”，一是类推。目前国外对语法化的研究多，对类推的关注比较少。而外部机制是语言接触产生的借用。最近五到十年，中国对于语言接触的研究很有成绩，如西北方言研究。贝罗贝教授以前认为内部机制更重要，但近年来看法有所改变，也重视外部机制。汉语的历史很长，这在世界上都很罕见（贝罗贝教授认为甲骨文就是汉语，而不是另外一种语言），是值得利用的资源。所以今后汉语的研究方向应该在两方面：一是类推这一内部机制，二是接触这一外部机制。 洪波教授随后发言，他认为未来中国历史语法学者的目标应该在两方面：一是解决汉语自身的问题，这是从古代语文学开始的传统，应当继续下去。在解决汉语自身的问题时，应重视语言接触。汉语几千年的历史中有许多复杂因素，如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阿尔泰等语系的关系，只有在汉语和周边语言的大环境中观察，才能找到汉语史的研究方向。语言既然是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王士元），就应该从社会、人类的角度来考察，重视历时和共时两方面的问题。例如周秦汉语和殷商的差异如何，原因如何？《切韵》时期的语言分南方北方，二者差异如何？这都是值得思考的。二是理论成果的贡献。汉语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语言接触的情况值得重视，对其他语言如日语、朝鲜语等的影响也很重要。这些现象中蕴藏着一些理论问题。今后应当在理论方面有所创新，力图给普通语言学贡献出理论成果。 杨永龙研究员介绍了社科院语言所目前的三个课题：一是汉语史上的语言接触，包括元代和清代汉语跟北方阿尔泰语的接触、六朝时佛经和中土文献的比较、当代正在进行中的北方汉语和阿尔泰语的接触研究。他指出，这些都是在贝罗贝教授倡导下进行的，应当表示感谢。此外还有历史语义研究、多卷本《汉语语法史》编写两个课题。以上课题都涉及了贝罗贝教授和洪波教授提到的几个方面，既包括历时研究，也包括共时研究，还包含理论提升和总结，都是我们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华学诚教授指出，汉语史研究需要思考语音、语法、词汇的演化之间有哪些关系，三者如何互相影响。更重要的是，汉语历史悠久且有连续文献，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都很独特的资源。这一资源离不开文字。汉语史的材料是文字转写的文献资料，因此文字也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文字自身也在不断演化，在传抄流传中的各种文字现象值得关注。华教授认为，陆宗达提出的“文献语言学”概念，可以更好地概括汉语史学科的特征。目前北京语言大学的“文献语言学”项目正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王立军教授发言提出，目前汉语语言学研究应当关注“两个沟通”：古今沟通和中外沟通。传统训诂学重视材料，理论性弱；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性强，材料关照不够。二者的对接值得思考。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的结合目前仍有困难，具体来说就是传统训诂学如何形成语义框架、方法论的问题。此外，把握汉语研究的独特之处，就要认识到汉语语义研究离不开文字。因为汉语的历史研究是以文献材料为基础的。在造字过程中，口语语义如何转化成字形的意义，字形的意义再如何从文献中被提取出来，这是汉语语义研究的根基问题。因此，汉语语义研究中，文字的干扰是无法用西方语言理论来类推的。因而文字和语义的互动是王教授最近关注的问题。 赵长才研究员随后发言。他提到，《语言哲学》指出语言研究有“从外向内”“从内向外”两个方向。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外向内”，也就是探讨形式变化入手。而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后半部分则是从范畴进行讨论，这就是“从内向外”的路径，这一路径值得重视。从语义范畴入手，观察某范畴在这一时期有什么表达方式，这样就不局限于一个词项、一个结构、一个表达手段的研究，而能有所联系。因为语言演变不局限在一个语法形式上，语用等因素的促动对语言演变产生的影响都值得进行全面的考察。例如询问原因，除了疑问代词，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其他的、非凝固的表达方式。 此外，杨荣祥教授介绍了北京大学的汉语史学科，讨论了语音、词汇、语法的联系问题。张美兰教授、陈丹丹副研究员介绍了对清代汉语的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李明副研究员讨论了理论借鉴中的学术史视角等问题。最后，胡敕瑞教授对座谈会进行了总结，他对贝罗贝教授和各位专家学者的参与表示感谢，也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和中文系的支持。胡教授总结座谈会的发言指出，汉语史的研究，无论是材料还是方法都还有深入探讨的需要，希望今后还有机会进行更多这样的交流。 第二次讲座：汉语的句法与语义变化 12月22日下午，贝罗贝教授发表了本次“大学堂”讲学计划的第二场讲座，讲座主题为“汉语的句法与语义变化”，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蒋绍愚教授点评。   贝罗贝教授发表学术演讲 贝罗贝教授在讲座中指出，最近15年来，汉语历史语法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也许是对汉语语法演变机制所做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思考。他主要分析了语法演变中的这样几个概念：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重新分析（reanalysis）、类推（analogy）、去语法化（degrammaticalization）、功能更新（exaptation）、单向性（unidirectionality）、语用推理（pragmaticinferencing）、构式化（constructionalization）与构式变化（constructional changes）。 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贝罗贝教授认为，语法演变的机制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内部机制有类推和重新分析两种，类推包括词汇化/去语法化，重新分析包括语法化和功能更新；外部机制则是外借。而内部机制中，语法化不一定比类推更重要。贝罗贝教授还分析了这些机制的动因，指出内部动因是语义-语用演变（semantic-pragmatic change）和主观化（subjectification）。在语义-语用演变中，隐喻联想和类推比较有关，而语用推理（pragmaticinferencing或metonymisation）和重新分析比较有关，此外，内部动因还有结构要求 （structural requirement）、类型压力（typological tension）以及其他如语音变化（phonological change）等。外部机制的动因则是语言接触。 贝罗贝教授首先分析了“类推”的概念，在介绍已有定义的基础上，指出类推有两种：模式上的类推和非模式上的类推，后者不必有已存在的形式。据此指出，语法化不一定是模式上的类推，而去语法化一定是模式上的类推（Kiparsky 2005、2012），例如古代汉语的合音词“之+于>诸”“不+之>弗”。 “重新分析”的概念，贝罗贝教授引用Hagège（1993）定义为：语言的用户不再按以前的理解来分析某一结构，而是对组成该结构的各句法单位做出新的组配，赋予彼此之间新的句法关系；据此，词序的变化也属于重新分析。贝罗贝教授进一步指出，尽管大多数语法化的情况也就是重新分析，但并非总是如此。实际上，重新分析的情况还包括那些不是从词汇结构向语法结构，而是由语法结构向词汇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词汇化过程（lexicalization processes）。 在对“语法化”概念的分析中，贝罗贝教授着重强调，语法化不等于语法演变 ，后者是指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产生和形成的过程或现象。我们只应对历时演变过程使用“语法化”这个术语，避免将语法化也同样看作是一个可以了解共时语法的过程。 接下来贝罗贝教授介绍了语法化的一些倾向和原则。关于“单向性”，贝罗贝教授指出，语法化（而不是重新分析)是单向性的，总是从实词到虚词。单向性假设认为，语法化总是从词汇成分到语法成分，从较少语法成分到较多语法成分。也就是相对来说的“封闭的”（closed）范畴都源自主要范畴，即相对来讲词汇里的“开放类”（open），如名词和动词。这一假设在汉语里已经得到有效的证明。不过，把单向性只看作是一个假设，而不是一条原则甚或一个确定的特性，这样或许更好。贝罗贝教授还分析了Hopper（1991）的四个典型原则：层次（Llyering）、分离（divergence）、限定（specialization）和持续（persistence）。 接下来贝罗贝教授分析了语法化的MGMF（More General More Frequent Principle）原则（Hagège1993），也就是说，容易被语法化的那些词汇意义通常是词汇场中的上位义项（hyperonyms）。换言之，被语法化的词汇项典型的是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基本词”（basic words)，或者至少是那些人们容易接纳的词。这种倾向在对汉语“与”“把”“在”“了”语法化的研究中也能观察到。 关于语法化，贝罗贝教授还涉及了“语法化斜坡”（clines of grammaticality），即语法形式不会突然从一个范畴转移到另一个范畴，而是要经过一系列逐步的过渡环节，这些过渡环节在跨语言的类型上是趋于一致的。其过程是：实词＞语法功能词＞附着语素＞屈折性词缀。贝罗贝教授以汉语的“共”（动词＞副词＞介词＞连词）、“了”（动词＞动相补语＞体后缀）为例做了说明。 贝罗贝教授还讨论了循环的概念（notion of cycle）。他认为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假定语言的句法是在一个不可更新的演变方向上演化发展的。在汉语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已经注意用循环的概念分析演变，如南宋时期使用的副词“就/快”，后来在元代被“便/即”所取代，而到了明代初期又使用起来，等等。 在语法化概念之后，贝罗贝教授分析了“去语法化”的概念。去语法化是单向性的反例，演变方向是：形态＞句法＞话语、虚词＞实词、语法成分＞词汇成分、较多语法成分＞较少语法成分。但事实上，去语法化的实例很少。贝罗贝教授以汉语的“是”（指示代词＞系动词）、“在”（介词＞动词）为例，说明去语法化的实例都不够典型。最后他还分析了去语法化和词汇化的关系。 “功能更新”是指已经不用了或很少用的语法词来表示新的语法功能，变成新的语法标记（Lass1990, Gould1983）。贝罗贝教授认为，功能更新是重新分析，因为它在概念上是新的。汉语功能更新的例子相对较少，贝罗贝教授举“也”（上古助词＞中古副词）、“那”（六朝译经的介词＞唐代的指示代词）为例来说明。 “外借”是一种外部机制，是“某一语言对此前在另一语言中已有模式的一种尝试性的复制重现”（Haugen转引自McMahon1994）。不过方法论的倾向一直是：只有当寻找内部动因的所有努力都失效时，才会考虑外部原因的可能性。通常只有基本词汇不受到借入的影响，但并不绝对。基本句型很难借入，但已有相当多的实例说明，基本语序一直有借入的情况。Faarlund（1990）甚至声称：“所有从 VO 型到 OV 型演变的例子都是由于跟 OV 型语言接触导致的。”而且外借要求两种语言具有结构上的一致性。 “语言接触”是外借的主要动因，贝罗贝教授在这里强调，语法演变的动因不是机制，因为有语言接触不一定有演变。贝罗贝教授区分了语法复制性 （grammatical replica）与复制性的语法化（replica grammaticalization）。他指出，语言接触引发的外借，大部分时候借来的还是整个语法的形式和意义，跟语法化没什么关系。外借的概念现在往往用“迁移”（transfer）来表示。除了借来整个语法的形式和意义，迁移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从 M 语言借来的只有语法意义，形式还是R语言的。此时一种情况是，R语言中的这个形式是新的（但也符合R语言的结构）；另一种情况是，R语言的已有形式承担了新的功能，这就属于功能更新。无论如何，借来的过程跟语法化的过程没有多大关系，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的例子是少数。这个过程没有Heine&Kuteva（2005）所说的那么基本、重要。 最后，贝罗贝教授指出，前面分析的是语法演变的机制和其动因。现在的问题是，语义-语用演变作为语法演变的动因，其动因又是什么？他认为，要看概念变化才能找到，这涉及概念结构、概念范畴、概念变化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讲座结束后，蒋绍愚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点评。蒋教授认为，贝罗贝教授的讲座介绍了很多国外研究的重要成果，并对自己早年的观点不断进行深入、修正，对语言演变机制和动因的探讨十分有价值。 讲座的最后，杨荣祥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贝罗贝教授这次讲座信息量很大，但是并不仅仅提供了结论，而是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前瞻性，对汉语史的学科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编辑：山石